袁行霈:格局•眼光•胸襟•氣象

人物簡介:

袁行霈,1936年生,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57年留校任教。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2018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著作包括《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國文學概論》《陶淵明研究》《唐詩風神及其他》等。主編《中國文學史》四卷本、《中國文學作品選注》四卷本、《中華文明史》四卷本(主編之一)等。

袁行霈在家中(2011)

採訪人介紹

程蘇東,200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13年留校任教,現任古代文學教研室長聘副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漢唐經學史、先秦兩漢文學研究。

孟飛,2011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西北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唐代文學研究。

程蘇東:袁先生,您好!今年是中文系建系110週年,而您從195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以來,已經在咱們系學習、工作了67年,您的老師林庚先生則是中文系的同齡人,因此,系裏的年輕教師和同學們都很期待您給大家聊一聊您和中文系之間的故事。您當年參加高考時,北大中文系是您的第一志願吧?您當時為什麼會選擇北大和中文系?

袁行霈:我考北大中文系是第一志願。當年每個人可以報九個志願:志願表有三欄,第一欄是考哪個學校,可以填三個系;第二欄是考什麼系,可以填三個學校;第三欄怎麼設計的我忘記了。我第一欄報北京大學,下面分別是中文、歷史、哲學三系。第二欄報的是中文系,學校分別是北大、北師大、復旦。為什麼選擇北大就不用説了,誰不向往北大呢?為什麼考中文系?因為我別的不行。我的中學重理輕文,絕大多數同學報理工科,清華和北航最熱門。我雖然平均成績挺好,達到90多分,那是靠文科拉上去的。但老趕不上另外一位同學,他老考第一,我老考第二。我知道自己理工科是不行的,動手能力尤其差。學校開過一門製圖課,同學們都畫得很好,而我的呢,實在不像樣子,老師只給了79分,全班最低。

高考第一門考語文,只要作一篇作文。1953年的作文題,你們肯定猜不到。居然是《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幹部》(笑)。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學生能認識什麼老幹部呢?沒辦法,就編吧。編了一篇小説,寫一位老幹部怎麼捨己救人,從火災裏面救出一個老太太,自己負了傷。用倒敍的手法,先是去看望他,然後由他追述火災的經過。考完之後出來和同學交流,大部分同學寫的都是我們的校長,從解放區來的。我想糟糕了,沒想到卻考上了。也許這篇作文幫了忙,別人千篇一律,而我的作文倒有點別緻吧。

大學三年級時19歲的袁行霈

程蘇東:我們都知道您是有家學傳統的,可見不管是什麼樣的作文題,都能把優秀的人才選拔出來。那麼,中文系給您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袁行霈:我不算什麼優秀,你説“家學”,我覺得也談不上。只有像司馬談、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彪、班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才是家學。我雖然生在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家庭,但是因為我自幼體弱多病,家庭並沒有給我嚴格的學術訓練。不過我小時候還是能夠思考一些問題,比如孔子説“無友不如己者”,我説這個話不對啊,你要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那比你好的人也不跟你交朋友了。還有,讀到《孟子·許行》裏孟子和陳相辯論,我不喜歡孟子盛氣凌人的態度。許行不過認為人人都應參加農業勞動,孟子轉移了話題,發出一系列詰問,贏得了這場辯論,難以服人。

到北大來的第一印象就是投身到一片海洋,自己彷彿遨遊在一片汪洋大海中,在深處會發現一個五光十色、豐富多彩的世界。就像《莊子·逍遙遊》所説:“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北大這片海水是很深、很厚的。在北大你想學什麼都能學到。我告訴自己,不能滿足於課堂上老師傳授的知識,要自己到海底去搜尋。

大學時期,袁行霈與中文系1957級同學胡復旦、周強合影(圖右為袁行霈)

程蘇東:您入校時正值1952年院系調整後的第二年,清華、燕大兩校中文系都合併到北大中文系了,您當時會感覺到三校原有學術風氣之間的差異嗎?

袁行霈:老師們有從國統區來的,有從解放區來的,有穿長袍的,有西裝革履的。學生有從中學來的;也有部隊送來培訓的,他們吃飯都是排着隊進出食堂。我們中文系的同學有從普通高中上來的,也有從工農速成中學來的調幹生。我們班的調幹生特別多。他們年紀比我們大,經歷也比我們豐富。我們晚上有時會幫着他們補補課堂筆記。在這種多元的環境裏學習,很有好處。

校園也有新舊的差別。未名湖一帶是老燕大的校址,靠南的生物樓、文史樓、地學樓是解放後蓋的房子。我入學時哲學樓正在蓋。哲學樓南邊,從東校門到西南小校門,是一條屬於海淀區的小路,小路的兩側都有圍牆,中間搭了一座木製的天橋,連接着院系調整以後北大的學生宿舍區。如果想要知道老燕大的風景,可以到未名湖一帶去逛逛;要想知道解放初期的情況,就可以過橋到南邊來逛逛。

我覺得北大中文系,清華的基因挺強。浦江清、吳組緗、王瑤、季鎮淮、朱德熙、馮鍾芸等先生,都是從清華過來的。林庚先生是清華畢業的。他的許多詩是在清華寫的,畢業以後跟朱自清先生做了一年助教,也是在清華,後來才到廈門大學任教。北大中文系原來的一些老師,像俞平伯先生他們進了北大的文學研究所,也就是社科院文研所的前身,地點在哲學樓,錢鍾書他們都在這兒上班。

程蘇東:當時有哪些課程讓您印象特別深刻?

1958年9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文專業1954級師生畢業合影於文史樓旁(前排左起:吳組緗、高名凱、周祖謨、遊國恩、袁家驊、楊晦、魏建功、林庚、章廷謙、錢學熙、王瑤、季鎮淮、林燾、甘世福、吳小如;二排左起:馮鍾芸)

袁行霈:一年級就上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概論”,高名凱是法國巴黎大學博士,他講課旁徵博引,發的講義後來出版了,厚厚一大本。還有遊國恩和浦江清先生合開的“先秦兩漢文學史”,遊國恩講文學史,浦江清講作品選,都非常好。遊國恩講屈原,涉及“離騷”兩個字的講法,他介紹了普通的説法後,講他自己的見解。二年級跟林庚先生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他是詩人,將自己的詩情融入到講課之中,引導我們欣賞領悟,很受歡迎。浦江清的“宋元明清文學史”也很有特點,他會唱崑曲,講到元明戲曲時,我們有時候在課上起鬨:“浦先生,唱一段!”他就給大家唱一段。

我聽過五門語言學的課,高名凱的“語言學概論”,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漢語”,周祖謨先生的“現代漢語”,王力先生的“漢語史”,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你們現在沒這福氣了(笑)。王力的講稿好像是毛筆寫的,課講完了書也就出版了。袁家驊把各地的民歌、諺語用國際音標標出來,教我們説各地方言,我至今還記得一個粵語故事叫《無尾鼠》。另外還有幾門課,我感覺很受益。季羨林、金克木兩位先生開的“東方文學史”,餘真、曹靖華兩位先生開的“俄國文學史”和“蘇聯文學史”,李賦寧先生開的“西洋文學史”,使我眼界大開。還有周一良先生和鄧廣銘先生合開的“中國通史”,給了我史學的視角,這對我研究中國文學史很有幫助。

入學第一學期,我的成績並不好,有兩個4分(5分制),一門是高先生的“語言學概論”,另一門是遊先生的“文學史”(笑)。我記得有一道題考《詩經》的人民性,老師講了三條,我只答出來兩條,第三條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不過從第二學期開始,我就門門5分了,當時講究當“全優生”,這很不容易的,只是千不該萬不該文學史得4分(笑)。院系調整以後全面學習蘇聯,老師和學生都有一個摸索的過程。上課很重要,課下自學讀書也很重要,要鑽圖書館,充分利用北大豐富的藏書。學文學史,不管是中國的外國的,都要跟着課程讀大量的作品,不讀作品白搭。當年向達先生做圖書館館長,允許青年教師進書庫,在那兒一天到晚不出來都行,我經常泡在圖書館裏揀自己喜歡的書來讀,古今中外,中文、歷史、哲學,其樂無窮,受益匪淺。為什麼後來我要在大雅堂建漢學圖書館呢?就是這個原因。

2010年袁行霈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00週年慶典上發言

程蘇東:古代文學是北大中文系最有傳統的專業方向,即便從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算起,遊國恩先生、林庚先生、吳組緗先生、浦江清先生、季鎮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學者,他們在民國時期就已經取得出色的學術成就。陳貽焮先生、褚斌傑先生、周先慎先生、費振剛先生和您是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你們在“文革”前讀書、留校,並在“文革”後迅速成長為本學科的中堅力量。葛曉音老師、程鬱綴老師、夏曉虹老師、張鳴老師、孟二冬老師以及目前仍在職任教的多位老師則在“文革”後進入北大學習、工作,可以説是第三代學者,而他們培養的七零後和八零後學者也已經站上了講台。您受教於林先生等第一代學者,與第二代學者保持着密切的學術合作與私人友誼,又見證了第三代學者的成長,您覺得他們的氣質和學術風格有哪些特點?對於更年輕的一代學者,您又有哪些期待?

袁行霈:第一代學者,像遊先生他們,都有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他們做學問不像現在這樣,急急忙忙掙工分似的。林庚先生,如果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帥”。不僅外表氣質很帥,他的著作,從《中國文學簡史》《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詩人李白》,一直到《西遊記漫話》,都透着一股清澈的味兒。“少年精神”“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布衣感”等,都是他拎出來的概念,話從他的嘴裏面説出來,總能讓人信服。他平時的生活很簡單,有時候手提一個草籃子來上課,就是家庭婦女買菜的那種籃子,用來裝書,但是他提着別有一種名士的派頭。林先生講詩講得激動起來,喜歡伸出右手的食指説:“真是好啊!”他一説好,你再去讀,發現就是好!我畢業以後跟着林庚先生一起做《中國曆代詩歌選》,我負責初盛唐詩歌,他告訴我李白的《獨漉篇》好,一定要選。這詩裏有四句:“羅幃舒捲,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恰好可以概括林先生的人格。林先生就是一位無心可猜的、透明的人。

袁行霈和導師林庚先生

吳組緗先生講課也很精彩,他的講稿寫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就連提醒學生的瑣事也寫在上面。吳先生講《紅樓夢》,以小説家的眼光對《紅樓夢》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細節進行分析,深受歡迎。吳先生心地很敞亮,人生經驗很豐富,常把他的人生經驗穿插到課堂上。我們有什麼心裏話,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可以跟林先生説,也可以在吳先生面前説,他會拿他的經驗來給你化解。

王瑤先生頗有名士派頭,他常常叼着煙斗,不知道為什麼,他的煙特別香,騎自行車時一路飄香。我沒上過他的課,但跟他一起到江西參加過陶淵明的研討會,還一起到安徽參加過李白的研討會,而且總是住同一間客房。晚上躺在牀上海聊,所謂“對牀夜話”,有時聊到東方既白,話題總離不開學問,得益匪淺。

王瑤、吳組緗先生與同事、學生們的合影(前排左一為王瑤、三為吳組緗)

第二代學者,陳貽焮先生是我的師兄,“大師兄”的稱呼是我叫起來的。他是一個典型的湖南人,説話很直,容易動感情。他有什麼研究心得,或者寫了詩,會跑到我這兒説説,或者一塊出去,到四季青人民公社一帶散步,一邊走一邊聽他談論。他寫的關於李商隱的論文中,許多觀點我都有幸先聽他講過。禇斌傑先生是青年才俊,很早就出版了《白居易評傳》。他性格很開朗,是一個可愛得不得了的人。你沒聽過他的笑聲,爆發式的。他後來的學術成果也是爆發式的,背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艱辛。

我畢業之後曾經帶學生到煤礦半工半讀,還曾下放農村勞動,也曾去過五七幹校,做過礦工、木工、高爐工、鑄工。當礦工時有一次下到最深的“七道巷”,那層巷道也就一米高,八小時都彎着腰幹活。所以我瞭解基層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很容易跟勞動人民交上朋友。讀書,做學問,是斷斷續續的。“文革”結束後重新拾起來接着做。可以説我們是“焊接”過的一代,是改革開放政策把我們給“焊接”起來的。

第三代學者,因為“文革”耽誤的時間太多了,想拼命把時間追回來。比如葛曉音老師沒念完大學就分到農場勞動了。幸虧陳貽焮先生把她帶出來,陳先生在我面前老誇獎她。這一代人可以説是“砥礪前行的一代”。

你們年輕這一代是趕上好時候了,可謂“得天獨厚的一代”。梁啓超寫過一個橫幅:“無負今日”,借用他的話,我叮囑你們:“無負今日”啊!

袁行霈舊照(2014)

程蘇東:“文革”結束後,您在北大開設了“中國文學史”“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李賀研究”“唐宋詞研究”等多門課程,受到學生們的廣泛好評,可是您最初發表的學術成果,如《山海經初探》《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考辨》《中國文言小説書目》等,卻主要集中在文言小説的研究,在今天學科分類日益細密的情況下,具備這種學術格局的學者已經非常少見了。您當時為何會對文言小説的研究產生興趣?最終又為何選定中國古代詩歌藝術作為您終身致力的研究方向?

袁行霈:其實在寫《山海經》論文以前,我已經在做中國詩歌的研究了,之前講過白居易,講過中國文學史,參加過《魏晉南北朝文學參考資料》《中國曆代詩歌選》的編寫,也發表過幾篇論文。我們家有一部傳下來的《山海經》,郝懿行箋疏的,巾箱本,有插圖,挺好玩,小時候當小人書看。“文革”中我又把這部書拿出來看,漸漸就研究起來了,隨後寫了《山海經初探》,還請教了顧頡剛先生,投給《中華文史論叢》,被採用了,發表在第七期。緊跟着又寫了《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考辨》,發表在《文史》第四輯,都在1979年。當時我們教研室有位侯忠義老師,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出身,我約他一起研究文言小説,孫楷第先生有《中國通俗小説書目》,我説我們來編一部《中國文言小説書目》吧。我做了一頭一尾,再加上中間的唐代,其他部分由他完成。同時我的詩歌研究也還在繼續,和文言小説研究並行不悖。等《中國文言小説書目》出版了,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這方面沒有太多東西可以深入挖掘,它畢竟不能引領整個文學史的研究。我就不再做了,專做詩歌研究。

1987年袁行霈應日本愛知大學邀請前往講學

“唐宋詞研究”這門課是怎麼來的呢?1982年我在東京大學任教時,有六位教授要跟我學唐宋詞,他們有東京大學的,有日本大學的,有御茶之水女子大學的,有愛知大學的,都是東京大學的畢業生。我們每月有一次讀詞會,因為第一次是六月,讀的第一首詞是六一居士歐陽修的《蝶戀花》,他們謙虛地説是六名學生一名老師,所以稱為“六一讀詞會”。這樣就逼着我在唐宋詞方面用功。一年後我回到北大,便給研究生開了“唐宋詞研究”課,並發表了幾篇詞學的論文。愛知大學的中島敏夫教授,後來又兩次請我去他的大學做集中講義,我的那本《中國文學概論》就是根據講稿寫成的。那時候精力旺盛,早上四點鐘起牀,在舊講義的反面用鉛筆寫,一氣呵成。説到這裏,我們應該佩服王力先生,王力先生寫的文稿和講義常用毛筆小楷,很少塗改,客人來了就到客廳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回到書房繼續寫,思維一點沒有中斷。

為什麼我選中國詩歌藝術做研究呢?因為當時這方面的研究太匱乏了,解放後都在講現實性、人民性,而對藝術性的研究很欠缺。大家習慣於從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的角度去研究詩,不善於把詩作為詩,從它所具有的藝術特點、藝術魅力這個方面入手進行研究。我試圖從中國詩歌的創作實際出發,吸收中國古代詩歌理論中的精華,適當對比西方的詩歌理論,建立起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較系統的詩歌藝術理論,並用於詩歌的分析。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987年結集為《中國詩歌藝術研究》。林庚先生為我寫的那篇序,提綱挈領,十分精彩。據彭慶生先生説,林先生只寫過三篇序,給陳貽焮先生寫過一篇,給我寫過一篇,給他寫過一篇。

孟飛:您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被全國高校廣泛採用,多次再版,影響很大,成為高校中文系的經典教材,可以説許多年輕學者都是讀您主編的文學史教材成長起來的。您能介紹一下當時編寫《中國文學史》的一些情況嗎?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是我學術道路的一個新起點。1995年我接受教育部的任務,主編一部面向21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作為中文系本科的教材。我一共約請了19所高校的29位優秀學者,連我一共30人共同撰稿,這對我的組織能力來説是一次重大考驗。我提出“守正出新”作為指導思想,撰寫了《編寫宗旨》和《編寫要點》,強調此書既是高校教材,又是學術著作,必須站在學術前沿。

在總緒論中,我提出了“文學本位、史學思維、文化學視角”,以及“三古七段”這一新的文學史分期法,作為這部書的綱領。文學本位,是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要把文學當作文學來研究,而不是社會或政治圖解;史學思維,是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要寫出文學發展的脈絡,而不是作家、作品論的彙集;文化學視角,是強調文學的文化屬性,應當把文學史放到文化的大格局中研究。

關於文學史的分期,我打破相沿已久的按朝代更替來分期的方法,朝代的更替不過是政權的變更,不一定能引起文學劃時代的變化,應當以文學本身的變化作為文學史分期的標準。這是針對當時和此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文學史研究的老習慣提出來的。由於我注意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既充分發揮學術民主,又堅持主編的定稿權,所以工作十分順利,只用了兩年半時間,到1997年夏就收齊了書稿。當年秋天,我趁着哈佛燕京學社邀請我前往訪問研究的機會,到大學的圖書館閲覽室工作,逐字逐句地修改《中國文學史》書稿,緊張工作了四個月,終於完成了全書的定稿,年底交給高教出版社,1999年就出版了。

程蘇東:袁先生,我們都知道,您的課很受學生歡迎,能講講具體情況嗎?記得我剛剛留校時,您提醒我“備課不僅要備教材,還要備學生,要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來設計課程”,您的課堂、您的板書成為很多學生難忘的回憶,在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令您印象特別深刻的課堂?

袁行霈在講堂上(1989)

袁行霈:我1957年畢業,1960年開始講課,講的第一門課就是“中國文學史”。老師講課好不好,跟學生有很大關係,如果學生給你良性的反饋,能提出問題來,那老師的腦子就更加靈活,講稿裏本來沒有的內容臨時冒了出來,甚至還能形成新的研究題目。還有什麼比師生之間切磋學問更快樂的呢?每一堂課都是一次切磋的機會,都可以從中得到樂趣。陶淵明有兩句詩我很欣賞:“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就是講他參加勞動的體會,不管糧食收成多少,勞動這件事本身就有許多快樂。我想教書也是這樣,教書這件事本身就有許多快樂。我們平時讀書做研究,有了心得總想找個人談談,課堂上那麼多學生,就是專門來聽你談的,學生給我良性的反饋,使我有許多即興的機智的發揮,學生的提問又啓發我新的思路,教學相長,這有多好!

我給1977級、1978級、1979級這三屆學生講“中國詩歌藝術研究”,是中文系“文革”以後最早開設的兩門專題課之一,另一門是吳組緗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我的課在文史樓108,在哲學樓和二教的階梯教室也講過。選課的人多,坐不下,有時學生坐在講台上,或者是站在靠門的走廊上。那是很值得回憶的一段時光。那時候膽子也真大,寫兩篇文章就敢講一學期的課。一邊研究一邊上課,講義也在不斷地補充和修改,雖然這門課前後講過多次,但內容並不完全一樣。

袁行霈書法對聯:“文章輝五色,心跡喜雙清”

孟飛:袁先生,您覺得一位理想的學者,應該具備哪些素養呢?

袁行霈: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再加上“胸襟”和“氣象”。我這樣説並不是炫耀自己做到了,而是對自己的期許。一個學者的格局很重要,要將“縱通”和“橫通”結合起來,從更廣闊的背景上觀察和研究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這樣,做學問才能“四衝八達,無往不至”。同時還要有眼光,知道哪個題目能做,哪個題目不能做,在別人刨過白薯的地方,還能再刨出白薯來。再就是胸襟要開闊,不矜己長,不攻人短,不抱門户之見。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不能當成自己攢的私房錢。最後還要有氣象,中國近現代的學者不乏有大氣象的人物,如梁啓超、王國維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學術格局大,視野開闊,具有總攬全局的能力。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學生達到這一境地。

除了以上這些,還應該做一個厚道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能老想到自己,還要想到別人。北大給了我很多知識、很多學習的榜樣,也給了我很多發展的機會,比如主編《中國文學史》和《中華文明史》,創辦國學研究院和漢學家研修基地等。我常提醒自己“常懷感激之心,常存謙素之意”。

中文系1957級畢業同學百年校慶時合影(右起第一為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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